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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謝覺哉:“為黨獻身常汲汲,與民謀利更孜孜”

    發布日期:2021-08-16瀏覽次數:

    謝覺哉,1884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寧鄉縣,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,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,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。

    從前清秀才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

    謝覺哉四歲從師讀蒙館,1905年在他21歲時參加前清的“府考”,中了秀才。1921年元旦,經周世釗、何叔衡、毛澤東介紹,謝覺哉參加了新民學會。這一天,謝覺哉來到一些紳士中間,他告訴紳士們:“欲改造地方,須先造輿論;欲輿論正確,須先養成學者;當糾紛之際,現狀復雜,厲害混淆,尤非學者莫為力。”這說明,謝覺哉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如何救國上。

    謝覺哉參加了新民學會的新年會議,討論改造社會的方法。主持會議的何叔衡,旗幟鮮明地“主張過激主義”。通過這次會議,新民學會的宗旨由民主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。謝覺哉也正是從這時起走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道路。

    從此,謝覺哉十分關注并獻身于共產主義事業。自中共一大后,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湖南興起熱潮,謝覺哉也參與到這一過程中。10月22日,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:“今天師范同學會開常年大會,并歡送赴俄的夏曦……潤之說:‘從前學校是沒主義的,所標的主義又不正確,結果是盲撞瞎說,鬧不出什么名堂。我們總要為有主義的進行。’”

    1943年5月1日,謝覺哉回顧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,指出:“我就是這樣于40歲以后踏進了一條偉大而又艱險的革命大路,且似乎有準備地踏進了這條路。”

    從毛澤東身上,學到了共產黨人的真經

    1933年,謝覺哉進入中央蘇區,來到毛澤東住地。此后,謝覺哉就開始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毛澤東的秘書。一天,毛澤東囑咐謝覺哉擬一個通知,內容是召開一個縣級主要干部會,討論查田定產。謝覺哉寫好后送給毛澤東審閱,出乎意外,這個不足千字的通知,被毛澤東全改了,一字不留,加的也不少。他問毛澤東:“為什么我這樣不會寫了?”毛澤東只回答了兩個字:“你學!”

    幾十年后回憶起這件事,謝覺哉說:“‘你學!’對我啟發很大。怎么學呢?一是向人家學,學正面經驗;二是向自己學,學反面經驗。”經過反復學習毛澤東親筆刪改的文稿,謝覺哉意識到了:首先,會議內容是查田定產,自己初到中央蘇區,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,會議要解決什么問題,不加調查,就動起筆來,可謂冒失;其次,參加會議的都是翻身農民,不只是要他們看得懂,而且要他們聽得懂,這一點他忽視了;第三,這是被“圍剿”的蘇區,物資困難,來的人必自備碗筷、被帳,這是他沒想到的。謝覺哉感到這樣沒有調查,不了解情況所寫出來的稿子自然是“言之無物,文不對題”。

    這一年,毛澤東在長岡鄉、才溪鄉開展調查,謝覺哉跟著毛澤東一起進行了這次調研,深得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工作藝術。謝覺哉后來說:“毛澤東同志調查興國長岡鄉、上杭才溪鄉,我是看見的。找來鄉長支書三兩個農民,每個鄉都差不多談了個把星期。他親自照顧他們的食宿,生怕他們不能熬夜,一句句很謙虛地問。”毛澤東將自己視為學生,將農民視為先生,這讓謝覺哉十分感動。從毛澤東身上,謝覺哉學到了共產黨人的真經——如何處理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。謝覺哉曾說,要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,必須經得起試驗:殺頭、坐監、上電刑,灌辣椒水,平常得很;鈔票、洋錢、汽車、洋樓、漂亮老婆,滿不在乎!腦子里裝的是:真理、革命、奮斗、犧牲,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氣。謝覺哉曾教育黨員干部:要認定共產黨員不可能且不應有特殊享受,共產黨不是反對享受的,他正在要創造全社會的富裕生活,但他反對在多數人沒有改善生活時,少數人生活獨好。

    “起得早來眠得晚,能多做事即心安”

    作為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奠基人,謝覺哉從大革命后期就開始從事黨的司法實踐活動。1949年初,他和沈鈞儒、張志讓等司法界人士討論研究廢除國民黨政府頒布的《六法全書》問題,并為黨報撰寫了一篇《廢除舊法律,建設新法律》的社論。他主持召開華北人民政府法律問題座談會。根據會議討論情況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,對立法工作和訓練司法干部提出了具體規劃,并建議將朝陽大學改為國立北平政法大學。這個建議得到了批準,經過緊張的籌備,新中國第一所政法大學——中國政法大學宣告成立,謝覺哉被任命為校長。

    對于黨執政以后怎樣對待人民,在新中國成立之初,謝覺哉就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:“能多做事即心安”。當時,謝覺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,家鄉的人想來北京投奔他。謝覺哉在給兒子的回信中,把自己比作同村的一位老雇農,指出做官須“起得早來眠得晚,能多做事即心安”,以此勸告子女親友不要有特權思想,應自食其力。這句話還有一層含義:作為共產黨人,肩負著黨和人民的使命,必須早起晚睡,廉潔奉公,以為黨和人民多做事、做好事為己任。這也是謝覺哉自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之后對自己的一貫要求。他擔任內務部部長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9年-1950年的大水災,災情涉及全國16個省。他提出“不要餓死一個人”。根據他和內政部的建議,在全國開展社會互濟和節約運動,中央各機關半年多時間捐款12億元,糧食39萬斤;華北軍區6個月即節約糧食300萬斤。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,全國的災情基本上停止發展,嚴重的春荒度過了大半。

    對人民的冷暖無限關心的謝覺哉,對家人對子女卻要求極嚴。因此,早在延安時期人們就稱他:“為黨獻身常汲汲,與民謀利更孜孜。”這是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體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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